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它也许会用于界定那些随着社会发展新产生的、被解释为尊严理念所暗示的权利。
或者说，这些新兴权利的功能和使命本就是为上述新兴知识体式的实证化正名或背书。质言之，建构起关于法教义学的科学认知，树立起(狭义)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同一观念，抛弃将法教义学辖制于某一理论流派或思想阵营的偏隘观点，迎来其真正意涵，即其是对法学学科性质与知识品格的本体书写
不过，当中自然存在值得鼓励的元素和片段。上述通达于理论法与部门法的元理论取向回归，或许源于相关学术运动的感召力，又或许是法学知识共同体臻于成熟的自为表现。于是，我们也能够发现，新兴(型)权利及其相关研究主题，在2019年的法学知识生产活动中，同样显要。而总是转圜、受惑于各种具有审美吸引力的表象或他者之中，停不下脚步、抽不出身法，最终可能溺死其中。张文显教授领衔的法理行动计划于2019年4月召开节点例会，基于前九次的积累(贯穿于各个部门法学，更涉及许多热点法学研究领域)，讨论法理的概念这一元问题并形成青岛共识。
交叉学科研究的涌现 在惯常的观念中，交叉学科研究属于边缘法学范畴，从知识论上讲或许如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一贯主张的原本法学(或称正宗法学)研究，到底是因为已在中国的学术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无需看顾、暂时被搁置了，还是因为我们自始便未揭开它的面纱，而根本不晓其为何物?答案多半可能是后者。罪行较重、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以及累犯、再犯，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
被告人、辩护人一方对于本方提出的证人、鉴定人，要由自己率先进行询问，对于本方收集的证据材料要自行当庭出示、宣读。还规定了根据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罪行轻重、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对其刑罚宽严把握，对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特别是初犯、偶犯，从宽幅度可以大一些。（3）参与刑事诉讼的律师主体地位的进步和变化。还有人还说，协商既没法律依据，又没实践基础。
（4）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不断丰富、扩大、完善、进步。两高三部关于《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开宗明义指出，要充分认识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意义：（1）认罪认罚从宽是2018年刑诉法修正案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
我们十分期待一场诉讼制度的革命在中国开花结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出司法贡献。笔者认为，当前诉讼模式的转型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次深层次改革，甚至是一场革命，它不仅能推动人们观念、认识的转变，还将深刻影响刑事诉讼司法制度的变革，涉及诉讼结构、控诉方式、辩护方式、审理模式和方法，等等。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诉法公布之日即生效，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制度没有预备期限，执行中也没有一个磨合期，导致生效后难以执行。（8）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的职责。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这些规范性文件对刑辩制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作重复评价。最后，从宽幅度的把握。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数据，2019年1月至4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均适用率为27.33%，1月至6月为29.67%，1月至8月为36.5%，1月至9月为40.1%。其特点有五个：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仅仅是公、检、法公权力单方的职权行为。
《指导意见》在强化辩护权保护的同时，对被害方权益的保障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明确规定公、检、法办案机关要听取被害方的意见，以促进和解谅解以及对被害方异议的处理。（3）认罪认罚后从宽的把握。
此三种类型已经成为人类诉讼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4）坚持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指导意见》针对性强，解决了适用的问题，对全面推进和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四是必须坚持充分的协商、合意、交流和沟通。但可以从宽不是一律从宽，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人民检察院依照前两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
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主导着90%以上案件的协商，并‘拥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实质性权力。另外，《指导意见》还规定了认罪认罚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从宽情节，给予从宽处罚：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一般应当大于仅有坦白，或者虽认罪但不认罚的从宽幅度。
例如，关于认罪认罚后从宽的把握，许多办案人员提出何谓从宽？从宽到何种程度？既坦白、自首，又认罪认罚，可否再予从宽？等等。（2）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
当今我国刑事诉讼中出现案多人少的矛盾，诉讼分流，简化审判程序，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案件适用控辩双方协商程序，不仅符合人类诉讼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是正当其时。如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值班律师制度、死刑复核阶段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律师代理申诉、健全完善法庭规则以保障律师依法履职、扩大司法信息公开以切实保障律师的知情权、设立跨部门联动机制以切实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等等。
（2）律师辩护阶段逐步实现全覆盖。六是视情形对案件进行程序分流把关。‘可以从宽是指一般应当体现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予以从宽处理。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适用中提出的具体问题也很多，适用中案件的量和质均不理想。就人类历史的司法规律而言，刑事诉讼模式的适时转型，也有其必然性。
（2）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2019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印发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继我国2018年10月26日刑事诉讼法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入刑诉法后第一个关于适用该制度的重要司法解释。
法官只在控辩双方进行讯问、询问后进行补充性的发问，对于控辩双方收集、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再承担出示、宣读的工作。9月，重庆、天津、江苏等省份平均适用率已经超过70%，超过60%的已有14个省。
例如，《指导意见》关于侦查机关的职责，增加了权利告知和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快速办理的职责，设置速裁法庭等。因此，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是职权主义模式，不具有当事人主义因素，适用协商缺乏制度基础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适用中的难点、重点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法。从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到2019年10月11日《指导意见》的颁布，控辩协商合作已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种重要的诉讼模式，协商型诉讼的转型已成定局。
《指导意见》关于公、检、法机关办理认罪认罚从宽刑事案件职权的规定，除了坚持我国刑诉法赋予三个机关的侦查、起诉、审判基本职权不变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外，又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和定位，赋予各个机关一些属于协商、合作、沟通的职责，这些职责可称之为：协商机制和体系。第3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从1979年的法律帮助辩护律师到2018年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律师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具有了不可或缺的主体地位。《指导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便利一听取，又详细地规定了协商程序的保障措施，为协商诉讼搭建了平台。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
